
几个不和谐的和弦骤然扰动,合唱团急促的 “上轿” 声划破空气 —— 一场暗流涌动的迎亲仪式就此开启:少女戴凤莲(九儿)被贪财的父亲戴老三强嫁身患肺痨的单家掌柜,颠簸的花轿后,鬼子悄然尾行,恋人余占鳌挺身相护却难改结局。短短 20 分钟的片段里,人物轮番登场,剧情跌宕起伏。这是原创民族歌剧《红高粱》排练现场的一幕。9 月 27 日,这部由莫言执笔剧本、郭文景操刀音乐的重磅新作,将在国家大剧院迎来首演,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献上一份艺术厚礼。
一、名家联手:高粱地的故事,在歌剧舞台重生
作为国家大剧院推出的第 23 部原创歌剧,《红高粱》的诞生始于顶级主创团队的深度共鸣。原著作者莫言亲自执笔改编剧本,将《红高粱家族》中高密乡的传奇故事浓缩于歌剧舞台:以九儿、余占鳌等普通民众为主角,既刻画旧社会里人性的挣扎与野性的生命力,更聚焦民族危亡时刻,底层百姓从隐忍到觉醒、从抗争到牺牲的精神蜕变。“秉领天地精华、粗枝大叶、抗旱抗涝、生气勃勃、充满野性”,这既是高粱的特质,更是全剧的精神底色。
执掌音乐创作的,是著名作曲家郭文景。这是他的第五部歌剧作品,却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创作追求:“和之前 4 部相比,这一次,我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摆到了更靠前的位置。” 从排练启动起,郭文景便守在现场打磨细节,将这份对 “中国审美” 的执着,注入每一段旋律、每一个乐句。
二、音乐破界:美声唱 “九儿”,戏曲藏 “筋骨”
“民族歌剧一定要用民族唱法吗?” 面对这个常见的疑问,郭文景用《红高粱》给出了否定答案。此次演出中,九儿的两位饰演者宋元明、乌列热均采用美声唱法。“九儿性烈如火,全剧的核心是旺盛、张扬的生命力,这种气质需要交响化的音乐语言来支撑,美声唱法的穿透力恰好能承载这份力量。”
但 “中国味” 并未因此褪色,反而藏在更细腻的音乐肌理中。郭文景将自己对京剧的热爱融入创作,尤其痴迷西皮流水、西皮快板的酣畅流动感 —— 余占鳌被鬼子追捕时,音乐节奏如急雨敲窗,复刻出京剧的紧迫张力;戴老三与九儿争执时,父女俩的对唱你来我往,竟暗合了《四郎探母・坐宫》的对话神韵。唱腔的句式设计、乐句间的小过门、伴奏的内在律动,处处可见戏曲精华的化用,让西方歌剧的形式与中国传统音乐的 “筋骨” 实现了自然交融。
三、乡音入乐:从高密采风到 “一气呵成” 的创作激情
为了捕捉故事的地域灵魂,郭文景专程赴山东高密采风,带回几大箱茂腔、柳腔、山东梆子、高密民歌等乡土音乐材料,“一点一点地学习、消化”。全剧开篇的娶亲段落,他特意请莫言联络当地艺人录制原生态曲调,让音乐带着泥土的温度;为单扁郎创作咏叹调时,他反复揣摩高密方言的发声逻辑,用音符复刻出地域独有的语言韵律。
这份对题材的热爱,化作了喷薄的创作激情。“《红高粱》是我写得最快的一部作品。” 郭文景说。全剧 160 分钟的音乐,除去中场休息,上下半场如瓦格纳歌剧般一气呵成,从花轿迎亲的暗流涌动,到高粱地里的生命张扬,再到民族抗争的悲壮激昂,旋律始终牵着剧情向前,荡气回肠。
结语:以音符为笔,绘就民族歌剧新样本
从莫言笔下的文字,到郭文景谱中的旋律,歌剧《红高粱》的创排,始终围绕一个核心使命:打造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审美的现代民族歌剧新样本。它打破了 “民族歌剧 = 民族唱法” 的刻板认知,证明西方歌剧形式可以承载中国故事的精神内核;它深挖乡土音乐与传统戏曲的养分,让 “中国审美” 真正流淌在音符里。
9 月 27 日,当国家大剧院的帷幕拉开,高粱地里的生命赞歌将在舞台响起。这场跨越文学与音乐的对话,不仅是一次经典 IP 的歌剧改编,更是中国民族歌剧在守正创新中寻找自我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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