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与重大意义：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激活 “双循环” 动能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 “内循环” 与 “外循环” 的相互促进，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助推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这一标识性原创性概念，既是立足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的战略抉择，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塑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

　　一、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内核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根植于中国发展阶段的深刻变革与国际环境的复杂演变。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一论述清晰阐明了新发展格局的核心逻辑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非封闭的 “内循环”，而是开放的 “双循环” 相互赋能。

　　主体地位：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与《“十四五” 规划纲要》均强调，要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通过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这意味着国内大循环不仅是经济运行的 “基本盘”，更是吸引全球资源、支撑国际循环的 “引力场”。

　　开放属性：双循环的协同共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强调，这一格局是 “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并非割裂，而是通过要素流动、市场联动实现互促 —— 国内循环为国际循环提供坚实基础，国际循环则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与水平。

　　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与新发展格局的辩证关系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连接 “内循环” 与 “外循环” 的关键纽带，也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核心动力。其本质是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开放，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良性互动。

　　制度型开放的双重属性

　　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制度型开放兼具 “对内改革” 与 “对外开放” 双重属性：对内，它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市场分割与制度壁垒，畅通国内循环;对外，它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增强中国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

　　双循环的畅通保障

　　《“十四五”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 “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同时 “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这意味着，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既是国内大循环 “提质” 的催化剂，也是国际循环 “增效” 的助推器，二者共同构成新发展格局的坚实支撑。

　　战略定位：从要素流动到制度协同

　　与传统要素流动型开放不同，制度型开放更注重规则对接与制度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将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与 “构建新发展格局” 紧密结合，正是因为制度型开放能够突破贸易投资的表层合作，实现更深层次的全球资源配置与治理参与，为新发展格局注入持久动能。

　　三、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助推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遵循 “从内而外、内外联动、内外协同” 的逻辑，通过三大维度激活 “双循环” 动能：

　　维度一：实现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战略协同

　　明晰国际经贸规则变化对中国开放的新要求，推动国内制度与国际高标准对接;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国家安全机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

　　强化自贸试验区(港)“试验田” 功能，通过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引领全国开放升级。

　　维度二：以自贸区探索为抓手，打通国内与国际循环

　　扩大内需与制度型开放联动，出台细分领域《负面清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破除区域市场分割，实现各地区制度型开放政策协同，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深化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形成内外联动的实践样本。

　　维度三：增强国际循环中的话语权与引领力

　　以 “一带一路” 建设为依托，从 “参与” 到 “引领” 国际经贸规则演进;

　　积极签署高标准多边、双边协定，以外部规则倒逼国内制度改革;

　　提升制度供给能力，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结语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把握战略主动的重大抉择。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作为其核心路径，既深化了对 “发展与开放” 辩证关系的认识，也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通过 “内循环” 与 “外循环” 的相互促进，中国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