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科学探索的本质、思维与路径 ——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深度思考

现代科学发展已迈入新形态，其对教育体系与科学探索领域的影响深远而多维。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学者杨国荣，在《科学探索的若干思考》一文中，以 “立足已有科学状况、考察内在观念” 为核心思路，结合中外科技史与当代实践，从科学研究类型、创造性思维特质、教育与科技的关联、个体与集体的协同等维度，对科学探索的本质与路径展开了系统性剖析，为理解当代科技发展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关怀的思考框架。

一、科学研究的两类形态：无界探索与定向攻关

杨国荣指出，科学研究可依据目标属性与探索方式，清晰划分为 “可遇不可求” 与 “可遇而可求” 两类，二者共同构成科学进步的双轮驱动：

1. 无具体目标的 “自由探索”：原创理论的温床

此类研究以 “无预设目标、无固定路径” 为特征，思维可突破边界、自由驰骋，典型如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研究 —— 其探索之初并无明确应用指向，仅源于对物理世界本质规律的追问，最终却重塑了人类对时空的认知。这类研究的成果具有高度不可预测性，可能长期处于 “无结果” 的沉寂状态，但一旦突破，往往会带来理论科学的颠覆性变革。杨国荣特别提及，自相对论之后，人类在原创理论科学领域尚未出现同等量级的突破，足见此类探索的稀缺性与重要性。

2. 有明确指向的 “定向攻关”：解决现实问题的核心路径

与自由探索不同，此类研究以 “具体问题解决” 为导向，依赖团队协作、分工互补，个体智慧需融入集体目标。杨国荣强调，这种模式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中外科技发展的共性选择：美国的微软、英伟达及军工集团，均以团队形式攻克特定技术难题(如芯片算力、航天工程)，以维持产业或技术优势;中国的华为、中芯国际等企业，则聚焦 “卡脖子” 技术(如高端芯片、光刻胶)，通过 “企业出题、政府支持、产学研协同” 的模式突破瓶颈。

针对 “中国仅会‘解题’、缺乏原创” 的片面观点，杨国荣提出反驳：判断科技实力不能 “一刀切”，需结合数千年科技史与当代实践 —— 古代中国在四大发明、农学、医学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与西方科技存在诸多 “相通之处”;当代中国在航天、高铁、5G 等领域的成就，也证明定向攻关与原创探索并非对立。此外，他认为不必过分看重诺贝尔奖：近年诺奖多为 “特定解题” 的结果，缺乏相对论级别的原创性，不能以 “诺奖数量少” 否定中国科技的整体进步。

二、创造性思维的核心特质：想象、执着与具体分析

科学探索的突破，本质上依赖思维方式的创新。杨国荣从认识论角度，提炼出创造性思维需具备的三大核心特质：

1. 想象：科学创造的 “联结者” 与 “开拓者”

想象是科学创造的基础能力，其核心价值在于 “在看似无关的事物间建立联系”，并 “敞开可能性的空间”：

认识论层面：想象能突破感知局限，发现事物隐藏的关联 —— 如科学史上对 “光的本质” 的认知，正是通过想象联结 “波动说” 与 “粒子说”，才形成了光的波粒二象性理论;在经验材料的整合中，想象也是将分散数据转化为有意义知识系统的关键，如达尔文通过想象将 “生物变异” 与 “自然选择” 联系，构建进化论体系。

实践层面：想象具有 “自由性”，既能 “发现” 现实中已存在但未被认知的规律，也能 “发明” 现实中尚未存在的事物(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的最初构想)。同时，想象还渗透于人际理解 —— 通过想象跨越 “言说者与倾听者” 的认知距离，为知识传递与意义生成提供前提。

2. 执着：集约化思维的 “坚守力”

杨国荣借鉴佛教 “去执” 的概念，却提出相反的思维要求：科学探索需 “执着于目标而不轻言放弃”，即 “集约化思维”—— 以某一问题为核心，锲而不舍、持续深耕。他强调，“灵活调整” 不等于 “随意放弃”，很多科技突破都源于 “再坚持一步” 的韧性(如屠呦呦团队提取青蒿素，历经数百次失败仍不放弃)。创造性思维的关键，在于 “持之以恒” 与 “灵活应变” 之间保持平衡：既不固执于错误路径，也不轻易放弃正确方向。

3. 具体分析：避免 “教条化” 的思维底线

科学研究必须 “从现实出发，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拒绝 “照搬理论、脱离实际” 的教条主义。杨国荣以 “王明式思路” 为例 —— 王明曾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忽视中国国情，导致失败;当代某些学者用西方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批评中国现实，同样缺乏对中国经济实际的把握，看似 “振振有词”，实则 “华而不实”。

他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的 “两个结合”，其核心也在于 “把握对象的实际情况”：无论是科技攻关(如解决芯片问题需先明确技术瓶颈)，还是理论研究(如理解中国科技体制需结合历史传统)，都需先 “找准问题核心”，再针对性探索解决方案。

三、知识与智慧：跨越边界的创造性关键

杨国荣深刻区分了 “知识” 与 “智慧” 的差异，认为这是理解科学创造性的重要维度：

知识的特性：知识具有 “明确界域”，如生物学聚焦生命现象、物理学研究物质运动，各学科均有固定的研究范围与方法，是科学探索的基础，但也可能成为思维的 “边界”。

智慧的特性：智慧则要求 “跨越边界”，既体现为形而上学层面的 “求通”(如从整体视角理解事物关联)，也对应当代 “交叉学科” 的发展趋势(如生物信息学、量子生物学)。创造性思维不能局限于单一学科，需打破界域、融合多元视角 —— 如人工智能的突破，就需要计算机科学、数学、神经科学等多领域知识的协同。

四、教育、个体与集体：科技发展的 “人本位” 逻辑

科学探索的主体是人，教育则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杨国荣从 “人的成长” 与 “集体协同” 两个维度，分析了教育与科技的深层关联：

1. 教育的核心：以 “学生为本”，激发自主探索

好的教育并非 “单向灌输”，而是 “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杨国荣以中外名校(如中国的清华北大、西方的哈佛牛津)为例：这些学校的核心优势，在于 “网罗优秀学生” 并提供宽松环境，学生多以 “自学” 为主要方式，教师则扮演 “引导者” 角色;即使是 “姚班”“钱班” 等特色班级，其成功也不仅源于课程设计，更依赖学生本身的素质与自主探索欲。

他同时强调，教育需兼顾 “知识传授” 与 “思维引导”：既要让学生掌握学科基础，也要培养其想象、执着、具体分析的思维能力，避免 “死记硬背” 的应试模式。

2. 个体与集体的协同：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路径

针对 “个体作用与集体攻关” 的争议，杨国荣结合中国实践提出：中国科技发展的特色，在于 “个体智慧与集体力量的结合”—— 既不否定个体的关键作用(如 DeepSeek 的梁文峰、语数科技的王欣欣等科技人才的突破)，也重视集体的协同价值(如中国航天、导弹技术的突破，均为 30 岁左右的团队集体攻关成果;中芯国际背后，有 10 家企业提供光刻胶等材料支持)。

他特别反驳了 “集体攻关会埋没个体” 的观点：中国的 “集中力量办大事” 体制，并非 “抹杀个体”，而是让个体在集体目标中发挥最大价值。反观部分出国的中国科技 “精英”，在西方 “个体至上” 的环境中，反而容易因缺乏集体支撑而 “被淹没”，难以发挥作用。这种 “个体 - 集体” 的协同，正是中国在部分领域实现 “弯道超车” 的重要原因。

五、人工智能与科学探索：作为 “思维延伸” 的工具

对于人工智能(AI)在科学探索中的角色，杨国荣提出 “工具论” 视角：AI 本质是 “思维的延伸”，如同望远镜、显微镜是 “感性的延伸”—— 其核心功能是提升思维效率(如巨量计算、快速数据分析)，远超人类自然智力，但不应被 “神秘化”。

他强调，AI 无法替代人类的创造性思维：AI 的计算基于已有数据与算法，而人类的想象、执着、跨越边界的智慧，是 AI 难以复制的。科学探索的核心仍在于人，AI 只是辅助人类突破思维局限的工具。

六、科学探索的终极目标：“自由人格” 的培育

杨国荣认为，科学研究与教育的终极目标，是 “人的完成”—— 即 “成己” 与 “成人”：

成己：成就自我，既包括知识与能力的提升，也包括道德德性的完善;

成人：以自身的成长引导他人，推动更多人实现全面发展。

这一目标的核心，是 “自由人格” 的形成：“自由人格” 并非 “无拘无束”，而是兼具 “德性”(如责任感、诚信)与 “能力”(如创造性思维、实践能力)。科学探索不仅是 “求知识”，更是 “育人格”—— 通过宽松的探索环境、兴趣的引导与保护，让个体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实现 “德性与能力” 的双重提升。

杨国荣特别强调 “兴趣的重要性”：科学探索不应过于功利，任何领域、任何问题都可成为探索对象;教育者需 “发掘、保护、鼓励” 个体兴趣，因为兴趣是 “执着” 与 “创造” 的源头。同时，探索环境需 “宽容”—— 允许 “怪才” 存在，鼓励不同形式的研究，不预设 “标准路径”，才能为科学创新提供土壤。

结语：回归科学探索的本质

杨国荣的思考，始终围绕 “人” 与 “科学” 的关系展开：科学探索不仅是技术与理论的突破，更是人的思维、能力与人格的成长;判断科技发展的优劣，不能脱离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也不能忽视 “个体与集体”“自由探索与定向攻关” 的辩证统一。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这种 “以人为本”“具体分析” 的思维方式，为我们理解科学的本质、推动科技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